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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心理压力，这是他们的错——而很久之后我才隐约意识到，尽管表露得很克制，但她对此事的反应基烈程度，甚至很有可能远超我自己。
我没预料到折磨从走出警局后才开始。警察说会联系我，但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反而来自经纪人。
“你知道吗。”她开门见山地说，“这样反而会给你自己带来麻烦。”我立刻开了通话录音，问她：“您指什么？”
“你很有能力，我们愿意为你提供一切资源和支持。我们会安排一次面谈，解开其中的误会。”
“有什么误会？”我问道，“我被下药迷间了。”
“你只是不胜酒力，被梅利斯带回了自己的公寓休息。之前的医生也说，你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也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痕迹。”她淡然的语气让我出奇愤怒，我大喊起来自己要解约，要讨个说法，她在对面安抚我，要我冷静，推荐我去精神科或者再找咨询师聊聊。挂掉电话后，我是事发后头一次彻底崩溃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；到这时我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曾心怀的梦想已经在那一晚彻底坍塌了。
第二天，梅利斯在公司内部软件上给我发消息，说电影的进度由于我缺席而陷入停滞，如果不能按期完成工作，我需要赔付违约金。他还提到，如果这次表现出色，想把我推荐给一些制片人，详情需要面谈。我回绝了他的“推荐”，但同时经纪人来和我沟通，说如果放弃出演那位女二号，违约金远超我能承受的范围。一想到之后还得天天见到那位恶魔，我崩溃了，找她据理力争，甚至大哭大闹，但最终，我还是只能强撑着完成电影拍摄——当晚我站在阳台上，第一次想，是不是只有去死，我的痛苦才能得到尊重？
我打电话给罗西娜哭诉（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成了我首选的倾诉对象），她立刻就说：“不要这样，该死的是他们。只有活着，你才能自己为自己说话——你现在在哪里？别挂电话，我立刻就来找你。”
她过来时甚至还穿着家居服和拖鞋。接下来的一个半月拍摄期间，罗西娜搬进我的公寓，每天接送我上下车，在夜间听我哭诉，一遍遍安抚我，让我不至于彻底崩溃掉。那是段地狱般的日子，我一边工作，还要一边处理警方那边的消息。有几天我一直在接警察的电话，被反反复复地要求提供细节，问我为什么被他带着走，为什么没有及时离开，对自己的酒量有没有数，为什么不立刻报警，总之，证明我没有发生性行为的主观意愿；最后，他们说，检测结果表明，没有实据可以说明我们之间发生了性行为。
“你能不能联系上他，让他承认你们之间发生了性行为？”警察在电话里问我。我忍着强烈的恶心发了几封邮件，罗西娜帮我润色了词句，说一定要以“性行为已经发生”为前提进行沟通，用怀孕风险及身体损害等等来要求他予以正视；但他只回复了一封邮件，完全否决了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。
有一度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那一晚是否是我的错觉——但随后我觉得，不能连我自己都否认自己。在罗西娜的支持下熬到电影杀青，我立刻就申请了离职。
“我很遗憾。”经纪人这样说，当时这些话在我看来，只是转达了他的意思，“如果想要和解，我们随时愿意让你重新回来。”
之后，我也把来龙去脉告诉了父母和更多朋友，他们统一表达了愤怒，并关心我的身心状态，乐意支持我维权；在几周后，我又签下了一家新的经纪公司，但不久后，新冠疫情爆发，维权的进度陷入停滞，我也一直没能在新公司接到工作。
被迫居家期间，我开始关注到互联网上的相关话题。当时metoo运动的热潮还未过去，我也知道了，这种事即使在好莱坞内部也绝非孤例。只是我当时还想着，比起将事件“展示”出来，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更重要——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不管怎么说，结论都只是“证据不足”。
再之后，新的经纪公司以疫情期间资金